从中非经贸结构看，非洲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贸易结构其实是长期殖民统治固化的单一畸形经济结构造成的，这一现状的改变需要非洲工业化进程、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多元化经济的发展，而这些进程的完成均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非洲制造业不发达，长期以来，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及日用消费品都依赖进口。以往来自欧美的商品因价格高昂，一般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中非贸易和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工业品则为非洲人提供了买得起的商品，客观上提高了当地民众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一位来华进修的尼日利亚军官曾激动地说，感谢中国，尼普通百姓现在不必再穿来自欧美的二手旧衣服，而买得起来自中国的新衣服了。穿新、旧衣服的区别体现出的是一种期盼已久的自尊。另外，得益于与中国贸易的大幅增加，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近年来取得了近6%的年均经济增长，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当然，由于中国在纺织品生产和贸易方面的超强竞争力，一些非洲国家的纺织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对此，中方不仅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而且决心采取自我限制纺织品出口配额的措施来帮助有关非洲国家进行纺织品工业的结构调整，以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
至于指责中国输出发展模式，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历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不寻求向非洲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反观自殖民时期以来的西方对非洲政策，在“直接”或“间接”殖民之后，原殖民宗主国又通过英联邦、法非首脑会议等机制试图继续保持对非洲的控制和影响。冷战后，通过实施将援助与是否实行西方式民主相挂钩的政策，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大国通过“胡萝卜”（援助）与“大棒”（停止援助）交相结合的方式，强行向非洲国家推行西方式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政治价值观。无论是克林顿政府提出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简称AGOA，主要对非洲国家出口美国的服装和纺织品实行配额和关税免除），还是布什政府首创的“千年挑战账户”，美国对其提供的每一笔发展援助都设立了严格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条件和门槛，不达标的国家是无缘接受美国伸出的“橄榄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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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中国对非投资促进了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当地的就业和税收，带去了适合非洲国家的技术，培养了大批人才，增强了非洲国家自主建设的能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世界银行负责非洲地区的副行长南卡尼曾说，“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正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非洲所有的外来投资中，有1／10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南卡尼说，非洲国家正在从当地不断增长的中国投资中获益，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先进的技术带入非洲。“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尤其是与美国大市场的贸易往来。现在，非洲正面临相同的机遇，与中国这个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大市场的合作必将推动非洲经济不断前进。”
三、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推动非洲经济发展
近年来，西方一些学术会议甚至一年一度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在讨论对非援助和贷款问题时，又把批评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如在2007年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召开前的西方八国财长会议上，德国财长批评和警告中国的对非援助和贷款冲击了西方债权国近年来在非洲的减债努力，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非洲债务危机，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不负责任”等等。类似的指责还出现在各类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之中，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无赖贷款者”（rogue creditor）和“搭顺风车者”（free rider）的说法。
这种对中国对非援助和提供贷款的指责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成分。姑且不论在总体规模上，和西方对非援助及贷款相比，中国的对非援助和贷款在总体数额和比重上都相对较小，对非洲总体债务危机的影响也较微弱这一基本事实，即使从非洲债务问题的形成、中国在促进非洲债务问题解决中所做出的努力、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以及非洲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与援助所持有的普遍欢迎态度等方面来综合评估，很难得出中国援助非洲“不负责任”和可能引发新一轮非洲债务危机的结论。相反，正由于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对非援助、投资和经贸合作的力度，“中国因素”对非洲经济近年来强劲反弹的贡献率至少在5%以上。中国对非援助、投资和经贸合作对推动非洲近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非洲债务问题由来已久。近3000亿美元的巨额外债成为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事实上，对非洲巨额外债的形成，西方国家难脱其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实现初期工业化过程中资金匮乏，便大量举借外债。然而，在过去20多年，随着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和西方国家设置贸易壁垒，非洲国家的出口条件明显恶化，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偿债能力下降，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加上高昂利息，外债规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和西方债权国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相比，尽管中国对非洲的债权数额和比重都不大，并且中国自身仍为发展中国家，但为推动国际社会解决非洲严重的债务危机，中国政府在2000年10月首届“中非合作论坛”上庄严承诺在两年内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欠华到期债务156笔，总金额105亿元人民币。事实证明这一承诺得到了提前和超额完成。在2006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暨中非领导人峰会上，中国政府再次承诺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金额约100多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始于1956年。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访非期间提出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中，中国政府就明确提出：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中国援助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截至2006年5月底，中国共向非洲国家提供各方面援助444亿元人民币，已帮助非洲国家援建了包括纺织厂、水电站、体育场、医院、学校等在内的共800多个项目。著名的坦赞铁路就是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非洲援建的。这条友谊之路全长1860公里，中国曾先后有5万工程技术人员在坦赞苦战酷热和疾病，其中64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近年来，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框架内，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非援助和投资力度。特别是在2006年11月召开的中非峰会上，中国政府提出了对非援助的八项一揽子政策措施，从减债、提高援助、鼓励投资、向非洲产品开放中国市场到人力资源培训以及农业和医疗卫生合作等。另外，由于基础设施是支撑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对非投资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2008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名为“建设桥梁：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日益增长的作用”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在自然条件艰苦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投资承建了大量桥梁、铁路和公路。投资总额从2004年以前的每年不超过10亿美元迅速提升至2006年的70多亿美元（2007年回落至45亿美元）。在诸多的基建领域中，水电站和铁路建设是中国投资的两大重点。中国目前已投资33亿美元建设中的10个水电站项目可以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增6000兆瓦电力供应，使该地区的电力供应状况提升30%。而中国正在改建的1350公里铁路以及新建的1600公里铁路将是对该地区现存5万公里铁路网的一个重要补充。从建设规模和资金总量上看，包括中国、印度和几个中东海湾石油富国在内的新出现的融资方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已超过传统的经合组织国家，体现出南南合作不断增长的新趋势。这些投资极大地改善了非洲的基础设施状况和整体投资环境，推动了非洲的经济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对非援助、投资和经贸活动的加强不仅使非洲受援国实现了外援和外资来源的多元化，增强了非洲自主选择的能力和自主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主性，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和人民的消费能力及实际生活水平，而且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带动了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扬，增加了非洲初级产品输出国的外汇收入，改善了其国际贸易环境，增强了其偿债能力。非洲经济近年来能连续保持年均5%—6%的经济增长，“中国因素”功不可没。举例来说，得益于中国在其基础建设等领域的援助和投资，饱经战乱27年之久的安哥拉近年来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高速发展。2006年经济增长率更是高达17%，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均呈现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中国的另一主要受援国苏丹近年来的变化更是让人吃惊。10年前，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显示，苏丹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而10年后的今天，苏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上升到1080美元，并以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稳居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前列。因此，有非洲学者认为，“迄今为止，西方援助没有发挥作用。非洲大陆经济经历了多年倒退，直到最近几年才取得了5%的增长率。这样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华贸易。”塞内加尔总统瓦德2008年初也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通过直接投资、贷款和各种公平合理的合同，中国已帮助非洲国家建立了许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了数百万非洲民众而非少数精英分子的生活水平。”他还说，“我们与世界银行签合同要花5年时间讨论，而我们与中国只需3个月。……比起西方批评者，中国人更有竞争力，较少官僚作风，更适合在非洲做生意。不仅非洲，就连西方都有很多东西可向中国学习。”
勿庸置疑，避免非洲出现新一轮债务危机的办法不是停止对急需发展资金的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和贷款，而是应着眼于提高援助和贷款的效应，使非洲国家通过经济发展增强自身的偿债能力，逐步走出“借新债还旧债”的怪圈，实现经济的自主和可持续发展。对此，非洲国家看得很明白。在2006年的西方八国峰会后，非洲各国财长会议曾明确表示，非洲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贷款和投资。塞内加尔经济和财政国务部长阿卜杜拉耶·迪奥普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开发基金等信贷机构向非洲提供的贷款流通太慢，而且附加了太多的条件。”而来自中国的援助和贷款没有任何先决条件，而且流通快，效率高，非洲国家在得到贷款时不需要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正因如此，非洲国家普遍欢迎中国的援助和贷款，希望借此进一步带动非洲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既缺乏历史依据，也没有事实支持。持此论者往往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以一种过时的“零和”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和非洲关系的发展。2005年7月笔者在剑桥参加一个中非关系研讨会时，曾就此询问过一位西方学者，为什么西方近来如此热衷“渲染”中非关系，他一语道破地说，“因为你们在非洲太成功了”。
说到底，这些西方媒体和政要肆意渲染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担心中国提升对非关系将对其在非利益形成挑战，担心中非联手在国际事务中分量和影响力的加强有可能挑战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此，世界银行负责贫困国家融资事务的前副总裁杰夫·兰姆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出现这种言论的原因，就在于“在商业领域，中国侵犯了传统援助提供者的‘地盘’，这引起了西方决策者们的惊愕。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危言耸听，或者说是言不由衷。”事实上，半个多世纪的中非友好合作关系雄辩地表明，中非关系的发展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中非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南南合作伙伴关系。
温家宝总理2006年6月访问非洲7国时，曾在埃及开罗举办记者会，明确表示：“‘新殖民主义’这顶帽子绝对扣不到中国的头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受了大约110年的殖民主义侵略。中华民族懂得殖民主义给人民带来的苦痛，也深知要同殖民主义作斗争。我们长期以来之所以支持非洲民族解放和振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纵观历史，无论是300年前肮脏的奴隶贸易还是1884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是早年西方殖民者依靠刀与火的血腥野蛮掠夺逐步把非洲变为其原料供应者和商品倾销地，使非洲形成了依赖西方宗主国的依附型单一经济结构。正如印度一家报刊文章指出的，“中国今天在非洲的做法和西方殖民者过去的做法有一个关键性差别。那就是，中国没有对非洲弱小国家进行军事占领和破坏当地的经济，并借此把一些贸易条件强加给这些国家。”相反，又正如德国《经济周刊》所载文指出的，中国“令非洲经济在2005年增长了5%以上，而且也将通货膨胀压缩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在非洲历史上，以经济投资形式流入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以发展援助形式流入的资金。”“非洲有史以来首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为这块大陆创造这一绝佳契机的正是中国人。”
作者：贺文萍 来源：《亚非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