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贸易纠纷将放缓全球复苏步伐，造成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敌意和不信任，使得环境、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重大全球问题的解决变得不太可能。要想理想地解决贸易问题，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首先必须理解，这些问题对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是多么困难。
就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前的美国一样，中国从十年的生产力大幅增长和人民币汇率低估中受益匪浅，使得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了过高的市场份额，而在全球消费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这就要求中国向国外出口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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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1930年一样，由于双方都误会或低估了对方的问题，很难想象贸易纠纷会得到理想的解决。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紧张态势逐步升级、各国采取激进的行动和反应以及全球复苏减缓。
中国的问题在于，它不能足够快地改变对外国净需求的依赖。让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从过度生产转向内需，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历史上的先例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但贸易逆差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上也无法接受需求流向贸易顺差国家所导致的高失业率。鉴于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某些欧洲国家甚至更高，人们看不到允许国外吸收本国需求以维持中国的就业有什么好处。中国政府必须明白，世界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接受迫使中国消费者向其出口商提供补贴的汇率低估和融资成本过低的政策。美国政府和欧盟必须明白，中国要迅速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就必然会导致自身经济出现严重混乱。除非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愿意实施导致国内制造业崩溃、失业率飙升的转型，否则他们就不能期待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局势会先恶化，再好转。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保护自己不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实施的大规模货币扩张政策暂时缓解了经济痛苦，但代价可能是加剧根本性的失衡。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已经推迟了储蓄率的必要上升。中国已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增加生产或没有经济价值的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它必然会由长期受苦的中国消费者买单，这会继续抑制消费增长。
结果，贸易顺差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利用贸易失衡来证明增加投资的合理性，但是日益上升的失业率却让贸易逆差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无法接受这些结果。美国日益上升的储蓄率将与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产生冲突。
如果不能立即联手制定长期解决方案，贸易冲突就会进一步加剧，并将日益难以扭转敌对政策。最重要的是，如果贸易逆差国家要求贸易顺差国家更快地实施结构性改变，超出了后者可以管理的限度，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最终将面临严重的贸易纠纷，导致全球复苏减缓，各国关系长期恶化。我们不应如此糟糕地开始新的十年。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
译者/君悦
